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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们。此次会议于１１月２３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作决定的。”

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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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作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

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

“这是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

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

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拚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１１月３０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１９１８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但是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苏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或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之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

事实上，１２月２６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B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用电报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节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９０００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包括自己的政权在内——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２０年、许多同志为它而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

４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她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１月８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统治所作的最大努力。但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后，几乎立即作出了可以预言的反应，开始再次充当奴颜卑膝的角色。

（５）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就波兰被入侵一事向苏联宣战。英政府之所以如此，系教派人士和“克莱夫顿小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系赤俄，不是德国。毕竟，希特勒向波兰所提之要求是合理的，只是方式可憎。与此同时，对希特勒的围攻已名存实亡。在一次乘火车前往法国边境的旅途中，包乘组人员对威廉·夏伊勒说，自战争开始以来，此处边界上未发一枪一弹。他亲眼看到，双方似乎都在遵守非官方的停火协定。“法国只要发一颗‘７５’炮弹，我们的火车就会完蛋，德军在铁路沿线拉大炮和给养，法军并未打扰他们。真是一场奇异的战争。”

事实上，它真是怪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时海军大臣建议皇家空军去轰炸德国西南部的木材厂时，英国空军大臣金斯里·伍德爵士竟回答说：“啊，不能这样做，那是私人财产。下一次你会让我去炸鲁尔了。”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戈培尔——战争的爆发使他重新受宠。他的宣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法国，目的在于离间它和英国的关系。戈培尔冒着雨雪，亲临”两壁”视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看看身在几百码外的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国兵在干些什么。他的结论是，普通的法国兵精神不振，愁眉苦脸，普遍厌战，完全可作为他自身关切的事物和偏见的牺牲品。“戈培尔知道”他的秘书维纳·瑙曼回忆说，“普通的法国小兵是需要一张床，一个女人，一间暖屋，一个自己的花园和安逸。”

他担心的是犹太人、英国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这场荒谬的战争。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指示德军向真空地段那边的陆军高声友好地问候，并与法国士兵进行兄弟般的交谈。宣传队用大喇叭广播新闻和消息，以证明德国与法国实在不是敌人。晚间，德军向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军播送缠绵的法国歌曲。在节目结束前，广播员大致会说：“晚安，亲爱的敌人，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谁该负责呢？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射击呢？又一天结束了，我们大家又可睡一晚甜觉。”

最后播送的一首录制好的催眠曲。白天，传单在法军头上满天飞——画中画的是，一个法国兵在前线发抖，而他的妻子却与一英国兵同枕共席。

对法国老百姓的宣传却又不同了。德国人用许多秘密电台，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广播，说他们的政府如何腐败，犹太人如何赚钱，希特勒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强大得吓人，等等。有份传单效果特别好。那是德文版的《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集》——它预言，法国必将被第三帝国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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