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
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
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
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
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
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
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
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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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1907.12—1913.5(1)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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