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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国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辛丑条约》中有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的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此时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当时我就笑着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绝不这样的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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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5)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嗤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的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散,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时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说就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的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着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需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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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1)

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儿,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向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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