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说五输穴的效用,它的效用很广泛,这里我只是简单地略述其皮毛,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印象。知道了穴位的五行,就可以试着用在日常保健上了。如肺经的太渊穴,是俞穴,属土,肺经属金,正好是“土生金”,又如脾经的商丘穴,是经穴,属金,脾经属土,也是“土生金”。这两穴合在一起来用,补肺健脾,功效显著。有人总说买不到参苓白术丸,而这太渊与商丘就是免费的参苓白术丸。”
“我想你们局长对这个有过体会了。”王明对着局长笑着点点头,之前已经告知对方用按摩穴位的方法来根治他的头疾,而现在效果明显的不错!
局长听见后,也是站起身来对着众人点点头,表示王明所说确有其事!
“学会了五输穴的用法,你可以灵活地搭配出许多免费的中成药来。而且是最正宗且无毒副作用的良药。不要着急,穴位很多,但不用一下子都掌握,学中医,一定要一点一点渗透进去。中医的精髓,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需要灵感,需要领悟,需要身心交融,更需要宽大的胸怀。”王明说完之后,把自己的感悟也说了一下!
“啪!”
“啪!”
“啪!”
当王明说完之后,片刻后才传来稀稀落落的掌声,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瞬间像是点燃了导火线,只有寥寥几人没有鼓掌,不是他们不想是因为他们被王明点了穴,不能动。
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在场的人都明白王明心里的念头,也被王明感染了。
“王教授。我支持推崇中医文化,但是现在过分的中医西化,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此时后边一个行政人员站起身来对着王明问道。
他的话让现场一片沉默。即使他们都同意中医尽快的改革,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中医西化的思想已经在这几十年中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
但是现场并不是所以人都认为中医是西化的,他们认为中医还是原来的中医,根本就没有存在西不西化的问题,这些人也就是一直阻碍中医改革的那些学者们。[]
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了解中医。
“中医是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是世界范围内唯一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而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也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华夏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王明点头示意对方先坐下。待得对方坐下去之后,说道。
“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而且至今不能自拔。这是人类文化科学史上罕见的特例,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文化冤假错案”。其典型的特点是,“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数十年来,这一“文化冤假错案”在“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创新”等口号的包装下。已经突显出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体。”
说道这里,王明又开始了像对那些学生普及知识一样的讲起了中医哲学:“没有哲学思想,就不会有中医基础科学;没有中医基础科学,就不会有中医临床技术規範;脱离了临床技术規範的中医,必然要朝着两千多年前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就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明智、果断地告别中医西化。”
“王教授,什么是中医西化?”就在这个时候,还真有人站出来问道。这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对于国内的一些状况都是以西方思想来看的,他看不出究竟有什么问题。对于他的问题,王明并没有露出不满,而是微笑着让对方先坐下,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却变的严肃起来。
“要想知道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华夏的泛滥说起。
你们都知道,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将这种双重危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华夏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随着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的蔓延,在华夏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日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华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地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呼声中,所要请进来的西方科学,当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
王明稍作停留,让这些人都回想一下当初所学的历史。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于这些方面,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时候,总是把“近代”和“科学”联结在一起。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与全局角度,看清“近代”,并正视“科学”。”此时王明有些义正言辞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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