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幕府将军绝嗣,则由御三家的后裔入继为一门总领。
秀忠的又一功绩,乃是进一步控制朝廷。元和五年(1619年),他以家康遗愿为名上洛,请后水尾天皇娶其女和子为妃,虽然此举遭到公卿们的一致反对,但秀忠用威吓、流放等手段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了下去。和子入宫后,生下一个女儿兴子,宽永元年(1624年)更在幕府的支持下进位中宫。宽永六年(1629年),因不满幕府的高压政策,后水尾天皇宣布退位,秀忠拥立外孙女兴子内亲王坐上天皇宝座,就是明正女帝——称德女帝后经过了八百五十九年,终于又一位女帝诞生了。
在打压和控制天皇朝廷的同时,秀忠还加大对寺社势力的管理。宽永六年(1629年),后水尾天皇任命数十名僧侣为僧正,颁发“紫衣敕许”(高位僧侣可着紫衣),秀忠藉口其中某些僧侣资格不够,立身不正,宣布朝廷旨意无效,并在严格审查后将部分僧侣流放边远地区。从此以后,朝廷连对寺社的名义上的控制权也丧失了——此事也是导致后水尾天皇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秀忠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功绩,但他终究是守成之主,被迫要一直活在老爹家康的阴影之下。家康还在世的时候,秀忠就曾经口出怨言:“大御所的谎话,就算人人知其为假,都会被迫相信;而我的谎话,就算再如何努力地说,都不会有人相信!”
忍者时代的终结
战国时代产生了很多忍者集团,受雇于封建大名,帮他们完成侦查、刺杀、搜集情报等秘密工作。不过当时这种集团的名称还并没有统一,比如武田信玄的御用忍者就被称为“乱波”。可是这种集团到了和平时期,就会变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织田信长父子才会在忍者的大本营伊贺展开大屠杀,想要将此毒瘤彻底铲除掉。那么,和平的德川幕府时期,是否还有忍者存在呢?
首先咱们要说说伊贺三上忍之一的服部氏。服部氏历代当主都沿用“半藏”的通称(再如风魔众的首领历代都称“小太郎”),从某一代半藏起,离开伊贺的崇山峻岭,前往三河,出仕于德川家,其子就是著名的服部半藏正成。正成可谓是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的人物,成为家康麾下赫赫有名的武将,人称“鬼半藏”。
传说本能寺之变发生以后,德川家康穿越伊贺的群山回归三河,全靠了服部正成联络伊贺残党,一路护送,才没出什么危险。事后家康不但重赏这些忍者,还把他们收为家臣,安排在正成麾下,建立起名为“伊贺同心众”的组织,为德川氏搜集各方面情报、擒杀异己分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伊贺同心众”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忍者集团不同了,尤其在德川氏统治整个日本以后,他们的主要工作逐渐变为搜集自己领内的情报、追捕反叛分子和犯罪者,换句话说,主管治安,部分职权和后世的警察,尤其是秘密警察非常相似。
正成五十四岁去世,把半藏的名号和“伊贺同心组”首脑的职位传给了长子正就——也就是新一代的服部半藏。可惜正就这家伙不成器,更把“伊贺同心组”当成自己的私产,在江户城受灾,城门倒塌的时候,只管领着部下修理自己家大门,部下提出反对意见,反遭他的囚禁。最终,部下们忍无可忍了,据守长善寺发动武装政变,要求幕府剥夺正就的首领职位。面对近千名忍者及其家属的强烈呼声,德川幕府只得把正就贬为平民。
元和元年(1615年),正就参加了大阪夏之阵,希望能够将功赎罪,可惜武运不佳,战死沙场。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服部正重,因为牵涉到老婆娘家(大久保长安)的犯罪事件而遭到流放,最后客死异乡。
服部家虽然等同于灭亡了,但“伊贺同心众”依旧存在,服部半藏之名也一直流传到今天。江户城中留下了“半藏门”的古迹,据说乃是服部正成亲自设计并督造的,以便发生变乱时,德川将军可以经此逃离,沿甲州街道逃往甲府城。“半藏门”外还挖有“半藏壕”,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移居东京(即江户),新的宫殿就设在半藏门和半藏濠附近。
此外,富有传奇色彩的还有柳生一族,他们本是大和奈良柳生庄的小豪族,战国后期出了一位武艺超群的总领柳生石舟斋宗严,被称为“剑圣”。宗严的儿子为但马守宗矩,乃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亲信,历任秀忠、家光两朝,最后领有大目付之职。大目付就是最高监察官,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和监视各地诸侯的动向。因为权势熏天,同时任此情报要职,柳生氏背后的阴影就逐渐被发掘或者说被编造了出来。
然而拨开重重迷雾,柳生一族究竟是否忍者集团呢?上世纪初在东京练马区广德寺柳生冢中出土的一副黄杨木假牙,着实让历史学者们大吃了一惊。因为传说柳生忠矩的继承人宗冬曾于幼年时拔去满口牙齿,装了一副精致的黄杨木假牙——那是忍者为了方便化妆,想扮老人就扮老人,想扮少年就扮少年,想装男就装男,想装女就装女,连牙齿都露不出破绽来,而必须忍受的手术。这副假牙即便不是宗冬本人的,那也一定是柳生家族重要人物遗留下来的,柳生氏之与忍者有关,似乎是无可疑了。
●家光将军和幕府机构
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本是德川家康的第三个儿子,因为长兄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次兄秀康很早就被过继出去,所以最终轮到他继承为德川氏的一门总领。秀忠的正室夫人名叫阿江,乃是浅井长政和织田市姬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大坂城内实权人物淀姬的亲妹妹。且说阿江夫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家光,次子为忠长,如同反复上演的历史故事一般,母亲偏爱少子,一直撺掇将军秀忠废黜家光的继承人地位,而以忠长取代之。
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位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位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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