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部分（第1页）

1　小兔子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

你很难想像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运动开初时“破四旧”，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往日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就带有血腥气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各学校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两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将前阶段的失意心情一驱而散，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眼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该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现在，形势似乎好了些，但就个人来说，似乎又灰暗下来。就是这时候，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

他们来到这里是应小兔子的邀请。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在这学校里也有，却是呈分散状态的。还有，怎么说呢，他们似乎已经被“小市民”同化了。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他们多出身于不纯成分的家庭，因此，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学生穿着整齐，甚至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当小兔子引来的这一帮人物，鸠占鹊巢似的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旧军服、军靴、自行车，黑黢黢的脸，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切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只有小兔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坐在后车架上，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缓缓蹬着，在他们中间穿行。他处在发育期，纤细的身躯，拉得更长而且柔软。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甚至有些甜美，他温驯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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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昌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不久，这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板。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它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究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都可以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一些难得的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但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在他内心深处，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倒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之间，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他说起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地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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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卓然

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由部队买一头刚下羔的母羊送给老乡做抚育金，陈卓然就是喝这头羊的羊奶长大的。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领陈卓然的时候，七岁的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他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

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当当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做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继父会把他招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对马恩产生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攫取了些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做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这一天，他和父亲交谈后回到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我的父亲，南昌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战，想到父亲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说，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自己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陈卓然说，他想见见他的父亲。

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他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始料不及的是，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南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两人走出公寓大楼，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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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亲

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从沪杭线，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也就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

他们又经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就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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