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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进思想也随之被割离。

1896—1897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标志着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1916年，德富苏峰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增订和修改，写成了《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这一事件说明德富苏峰思想发生变化的事实。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归纳了德富苏峰思想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如果把甲午战争前后的思想转变看作是德富苏峰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化的话，那么《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则是其思想上的第二次变化。这两次的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虽然转变为提倡“军备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平民主义”、“生产主义”与“和平主义”；但是第二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已经完全背离了他的出发点，彻底抛弃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这两次变化之后，德富苏峰便开始回归传统思想，企图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整合国民精神的动力，并“恶用”传统思想宣传对外扩张，在其教化下的国民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直到二战结束，德富苏峰都是利用儒学为思想工具充当政治体制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来发挥他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的。

德富苏峰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皇室中心主义”、“忠君爱国”、“大日本膨胀论”、“国民主义”的鼓吹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自居，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为日本军力的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从此日本落入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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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1）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国家魂”必然生存在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之上。个人意志和“国家魂”两相作用，国家魂总要透过个人意志、团体意志表现出来，国家魂是凌驾于君主贵族意志之上，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魂伟大，民族才能伟大，国家魂萎靡不振，民族也必然衰颓。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天皇继位，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从表面上看，大正时期相对稳定，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明治初年那个脆弱、落后的国家，对外战争的接连胜利，让它格外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量的欧洲人涌向日本，他们为日本带来了财富，也为日本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气息。

但大正时代又隐藏着动荡和不安，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改革，有实力和那些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较高下，但它要向何处发展，是否能够应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人。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感叹，明治精神发于明治天皇，也终于明治天皇。受明治精神影响至深的日本知识分子突然感觉到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埋首于学术，探究“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不问世事，超然于时代；一种是满怀热情地投身时代，融入社会大环境。而他眼中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又不会被政治淹没。他要关心现实社会，要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专业性；他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不能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丧失人格、思想的独立。既不刻意参与政治，又不刻意和政治隔绝开来的苏格拉底，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平静地酝酿着大动荡的大正时期，日本就不乏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吉野作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关心政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又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独立性，避免牵扯到复杂诡变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游刃有余地在“政治”内外穿梭，深入到它的内部去了解它，又站在它的外面审视它、分析它、引导它。

“民本主义”是大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它的主倡者正是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同意他老师小野冢喜平次的观点，认为政治绝不是少数“为政者之术”，它事关所有国民，为全体国民所有。他将日本置于大的国际环境中思考，对日本天皇至上的政治结构不满，并力求改变这一状况，在日本推行宪政，希望“以民为本”的理念能够渗透至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

“政治体系”是政治学的核心，也是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政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好比一个大型工厂，需要厂房——“环境”，有原材料的引进——“输入”，要制造产品——“转换”，将产品卖出——“输出”，还要征集消费者意见——“反馈”，只有每一步的工作都做到位了，才能运转自如。若要落实每一步的工作就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政治结构”作保障，还要让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政治角色”，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体系是国民、选民、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共同组成的，一旦这些人开始进行政治活动，例如投票选举、缴纳税款、讨论时事，或为谋求政治利益结成某种集团时，他们就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政治角色”。每个人都有政治性的一面，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政治权原本就不应由天皇一人，或由少数人组建的统治集团独享。

正如一个工厂不可能与世隔绝地生产产品——它需要考察市场大众的需求，还要和其他工厂竞争、联系，例如从别的工厂那里买进原料，同样，政治体系也不可能绝对独立地存在，它总要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政治体系影响社会的途径多种多样，影响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政治体系的“输入”过程就是国民政治要求传到统治者耳朵里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认真对待这些要求，并为此制定相应政策，就是所谓的“转化”，尽管这些政策并不全都如国民所愿，也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政治体系的“输出”，就是政策在社会中的实现，“输出”总不免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其结果也多少会和最初的设想有出入，但无论结果如何，它必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反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反馈”。

吉野作造时代的日本，虽然西学盛行，但对绝大多数习惯了被动接受“为政者之术”的平民百姓来说，拥有政治权利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最多对政策发几句牢骚、几声感慨罢了。如果将这些牢骚感慨当作民意，统治者并不会对此十分留意，在大多时候，高高在上的他们也听不到民意。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就是从力求将民意“输入”政治体系开始的。

1900年9月，吉野作造成为了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欧美等国的###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触了不少社会主义政治学家的学说，认识到深入了解现实政治的重要性，而对现实政治知道越多，他就越来感觉到民主的必要。小野冢喜平次对吉野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他让吉野作造认识到“政治是为政者之术”一说的不合理性，也正是他的“众民政治”，启发了吉野“民本主义”的诞生，让吉野在后来一直坚定地主张政治必须“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1928年，年逾半百的吉野在回忆起大学生涯时，还念念不忘小野冢喜平次，称他为让自己“大开眼界的第一恩人”，并称小野冢喜平次的“众民主义”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野冢教授这样定义自己的“众民政治”，在其《政治学大纲》中，众民政治就是为民众的福利着想制定政策，同时必须把尊重民众意向为决定政策的前提。小野冢教授点燃了吉野作造对政治的兴趣，他的政治观点又深深印刻在吉野脑中，对比着日本政治的实际情况，吉野认为国家利益才是政治学要服务的最终对象，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国家长久地生存下去，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国家的利益当作前提，国家中人的生存便没有保障，日本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明治后期盛行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吉野一直有意识地汲取其他政治理论的精华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黑格尔的哲学颇有研究，1904年9月，26岁的吉野发表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基础》一文，他对“国家万能主义”不以为然，在文中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质疑。但是他却颇为认同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一说，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强调人民的利益，不代表认同个人有绝对的自由。

1905年年初，吉野又发表了《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一文。在文中，吉野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认为只有以促成整体人民的利益为目的行使国家主权，立宪政治才能真正确立，同时，立宪政治立足于民意，百姓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予人民的权利多了，意味着人民要担负的责任重了，他们的观点主张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立宪政治格外体现出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的道理，参与政事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能适时作出正确判断，就不会对议会进行有力地监督，立宪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2）

20世纪初的日本国民显然还不具备承担立宪政治的能力。正如后来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吉野作造指出，日本的当务之急便是提高国民智慧，让他们尽快具备让宪政发挥作用的知识和道德。选民肩负着监督议会的责任，如果选民道德低下，眼光狭隘，头脑愚蠢，立宪制度就空有其表。

另一方面，立宪制度本来就是“主民主义”，即“主权在民”的运动的结果。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分别站在矛盾的两端，统治者的独揽大权，民众便无自由可言，民众拥有了自由，统治者便不能只手遮天。若非万不得已，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任由民众得到他们梦想中的自由，他们总会竭尽全力地压抑他们，奴化他们，限制他们。然而，民众迟早会意识到只有在政治上争取一席之地，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为权利，毋宁死”，他们一次次地发起运动，确立立宪制度。

在吉野作造看来，“主民主义”的立宪制度框架就应该是：国家元首由政府监督，政府由议会监督，民众监督着议会。

吉野作造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时还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1898年，刚满20岁的吉野作造就在日本仙台的浸礼教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上大学时，他还加入了由牧师海老名禅正主持的本乡教会。如果说小野冢喜平次是吉野作造政治思想的启迪者，那么海老名禅正就是他人生信仰的导师。

几乎在吉野作造发表《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的同时，海老名禅正的《日本魂之新意义》也出现在杂志上。这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指出，日本人的“日本魂”实际上就是“国家魂”，它是日本民族发展壮大的前提，亦是日本的“民族魂”。如果日本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么日本的“国家魂”、“民族魂”便可进而成为“世界魂”、“人类魂”。海老名禅发表此篇文章之际，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俄军在旅顺向日本投降，海老名禅正将这场目的并不光彩的战争称为“国家自卫战”，并为它的胜利大受鼓舞，认为战争就是促成“大日本魂”上升至“世界魂”、“人类魂”的必要手段。他自信，有“日本魂”的指引，日本必能成为“神子帝国”。主张博爱的基督教在牧师海老名禅的几番解说下，竟成为对外战争的理由。

此文一发表，就立即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批评，这让吉野作造愤愤不平，他特地为自己格外敬重的海老名禅正撰文辩解，先后写作了《何谓“国家魂”》、《答木下尚江君》等文，和以幸德秋水、木下尚江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吉野作造反复强调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人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都无法离开社会国家而独立存在，人类从来不是孤立的，人作为社会国家中的一分子，必然要受到“国家”这一团体意志的约束，这种团体意志就是“国家魂”。

因此，日本必须弘扬“国家魂”，了解“国家魂”的意义，阐明并宣扬大和魂。

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吉野作造表现出激进的一面，实际上大正时期的许多思想家的理论都浸染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色彩。

吉野作造认为，只要让民众的个人意志和国家精神融为一体，新时代的日本“国家魂”便可塑造起来，为此他奋笔疾书，大力宣扬爱国之心。在《答木下尚江君》中，吉野又阐述了宣扬、发展“国家魂”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战争，他和海老名禅正的观点类似，认为若要将日本的“国家魂”推广至全世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手段了，从这个角度看，日俄战争当然堪称“义战”。对内建立立宪制度，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是吉野作造的基本政治主张，二者相辅相成。立宪制能实现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利益的基础，推行战争有助于宣扬壮大日本的“国家魂”，“国家魂”强大了，国家便也跟着强大，对任何一个国民来说，只有国家强大了他们的利益才有所保障，国强才能民富，国强才能民安。

1909年吉野作造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更上一层楼”，他特地远赴欧美研究西方强国的政治状况。在外留学的他，很快发现“民众运动”的滚滚潮流不可扼制。他参考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认为“两党制”和“###制”是“民众运动”的关键。他将欧美发达的宪政制度介绍给日本人，并在《欧美宪政的发达及现状》中明确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他大部分政治理念。

在西方留学期间，吉野还曾到欧洲工人游行的现场进行观察，并深入他们的大罢工活动体会“民众运动”的澎湃，并隐约觉得“民众运动”之风早晚有一天会影响到遥远的日本。他惊叹“民众运动”的力量，也期待着日本“民众运动”的兴起。而当他于1913年回到日本之时，日本不仅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护宪运动，还有蓬勃而起的工人运动，日本“民众运动”的兴盛让他惊喜，他为日本民众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震憾，也更坚定了在日本实行宪政的信心。

这一时期的吉野作造，开始自觉地将引导民众运动力量合理发挥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在对国内外大环境作了一番审慎地研究后，他写就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于1914年春天发表在《中央公论》上，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民众力量的信心。吉野作造认为，即便很多人都对民众示威运动忧心忡忡，但在推动宪政一事上，这一运动无疑值得人欣喜，它至少说明民众已然觉醒，懂得要求权利，并为自己的利益勇敢斗争。民众在未来能否有效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便是前提，在这一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必须调整好政策，正确对待民众运动。

吉野作造建议政府应立即完善宪政，如果宪政运作得足够完善，民众运动便不会这般声势浩大，政府要改善选举制度，扩大选举权，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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